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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许倬云

陈心想先生的大作《走出乡土》,是针对费孝通先生《乡土中国》而著的。费先生从他的田野调查《江村经济》,发展为《乡土中国》,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的里程碑。那是1940年代的事情。从那个时代到今天,中国经历七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六七十年来的世界,也是经历了许多剧烈的变化。

中国的乡土社会,从宋代孕育,直到二十世纪,将近千年之久,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。这个稳定的农村社会,有利,也有弊。其利,在于高度稳定性。其弊,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,每一个人都被绵密的网络定位于一“点”,经过这一“点”和其他的个人遵循特定的相对关系,界定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。

“走出乡土”,乃是十九世纪以来,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。先是,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工商业文化逼人而来;最近一个世纪,全球又经历加速度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,中国残余的乡土社会,更难延续。

费先生撰写《乡土中国》时,其实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,因此,他才要努力于第二阶段,如何重建乡土?放眼世界,从二战以后,全球的农业都被化肥以及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改变了生产的性质。农业的工业化也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彻底转变,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复旧观。大型城市出现,以及产业的急剧变化,人口移动非常迅速,居住的形式也完全转变为高楼大厦内的小隔间。城市内部的社区和社群,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,都在迅速消逝。街道上,人潮汹涌,但是举目都是陌生人,群众之中只有寂寞者。

一个完全自由的流动社会,其中个人将成为只能依靠自己,或者依靠法律保障的个体。因此,我读到《走出乡土》时,难免有所感慨:走出了乡土,是不是真的走到牛奶与蜜糖的乐土?假如知道前面将是一片草原,散乱的牛羊无法抵御种种风险与灾害。那么,我们还能设计一些预防这些灾害的机制吗?

回顾人类还是一群野兽的时代,他们不能以个别的人对抗恶劣的环境,也无法抵抗凶猛的虎豹豺狼,终于,人类以合作的集体力量找到了自存之道。在渔猎的时代,已经很难以个人的一手一足取得生活的资源。到了农耕时代,人类开始定居,也开始集体分工,开拓田野,取得稳定的维生资源。这时候,人类知道,个人不能放纵欲望,自由的另外一面是责任,在人与人之间,必须要有一些彼此间的容忍,才能互帮互助。

这一些觉悟,使得人类发展了道德,也净化了感情,两者的合并,成为人间的伦理。在伦理基础上,建构社群,发展为更大的复杂社会。这一个长达数万年的经验,我相信,还是必须继续发展。亚当·斯密斯在《国富论》之外,还写过一本讨论道德与感情的《道德情操论》。斯密斯指陈的道德情操,要义在于推己及人:要求大家在图利之时,明白“人、我”与“群、己”的互利。凡此观点,何尝不与儒家仁恕要旨相符?

陈心想先生的这本书,再次提醒我们,无论何处,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,改变以后如何调适,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,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: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。

对我而言,谈到“乡土”这个题目,也引发不少感触。从私人感情而言,费先生是我在匹兹堡的前辈学者杨庆堃先生的挚友。费先生的“乡土中国”和杨先生的邹平集市系统研究,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提出了极为深入的了解和阐释。他们两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,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田野研究基础。费先生研究“乡土中国”,目的不是仅在于对“乡土中国”的理论解释,而更注意到如何将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转化为以工商为副业,以重建中国已经凋敝的农村。所以,他另外一本大著就是《乡土重建》。他的自我期许是为了替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作一番设计。

他的同窗朋友杨庆堃先生,1951年离开中国,在美国有比较自由的发展天地,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,杨先生的集市系统研究理论被施坚雅发挥,成为社会学的显学。1950年以后,在中国,社会学基本上被一笔勾销,要到1970年代以后,杨先生受费先生等国内学者的委托,才尽力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教学研究。如果中国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,以他们二位继续合作的成果,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又岂止于今日而已?陈心想先生比费、杨两位晚生六十五年,我读到他的文章,内心的感触,悲欣交集。伤心的是,要到三个世代以后,费、杨两位的工作,才有人真正接下去。欣喜者,三个世代以后,有这么一批人能续接下去。

(《走出乡土》,陈心想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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